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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笔断想  
【编纂室断想】之八
作者:  本站   《镇海区志》编纂室 陈 兵    发布时间:  2010-11-22 10:44:23     阅读次数:此处显示稿件总访问量
    

                                           理清地情,莫失“史”机

编修1994年版《镇海县志》时,我们对修地方志这件事很是懵懵懂懂。有些该理清的事情,往往语焉不详;有的史实,由于条条框框限制,却草草略过;有的情况只凭手头掌握的部分资料入志,缺少深入调查研究和考证……因此造成颇多遗憾。现在,某些主客观条件比第一轮修志时好些了,我们就该抓住这次修志良机,将一些能弥补的遗憾尽量弥补上去,以不负修志初衷,对读者,对后代子孙有一个交代。

譬如新中国建立后镇海北部海涂淤积围塘造地,这个“沧海变桑地”的过程, 是十分有历史价值的资料,历次参与围垦的领导和建设者很多还健在,除了书面档案外,更有口碑资料可以印证补充。我们要趁这次编修区志机会,将一次一次围塘记述清楚,让后人一目了然。

再如对“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的记载,小港(今属北仑区)周友甫老人来电说:当年“小港武斗”是震动镇海全县的事件,当事人现在还在,应该赶紧将这事来龙去脉调查搞清,并记在地方志内,留给后人当作教训参考。这是个对历史和子孙后代负责的建议。如果我们这次能将“文革”在镇海的调查情况补记上去,那末就不会在50年或100年后让后人花费五位或六位数经费、投入大量人力去向那些当事人的子孙辈作他们自己都模糊不清的调查了。

又譬如对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选存,保留在地方志中是再也恰当不过的了。至于文物普查的成果,馆藏文物的简明解释,以及镇海个人收藏的较有价值的历史藏品,都值得梳理记载录存。

为建设小康社会,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城市品位,我们政府是采取怎样措施,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进的,在志书中将这个过程清晰地反映出来,应该是可以的吧。

    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新兴民间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部分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慈善组织、各类基金会、民间文化性协会(如摄影家协会、收藏家协会、书画家协会、诗社、戏剧联谊会……)以及社区活动团队、志愿者队伍等等,在新志中都该有他们一席之地。

镇海人爱吃海鲜,那末究竟现在菜市场上有多少品种海鲜出售呢?调查后将它们记录下来,它所反映的信息量可能不止于一点“吃”的文化吧。

从关注民生,解决民生问题,提高民生质量这些角度来观察思考地情种种,那末区志的内涵是不是会更深化些呢。

等等,等等。总之,莫辜负这次修志记实的良机,能想到的尽量去做才是。

                   不是“裤脚管接接长”那么简单

贸粮局五月份召集了一次有关承编单位协调会议,商讨第二阶段修志事宜。会上贸粮局的分志主笔郑尧贤同志提到:第二阶段修志工作,绝不是“裤脚管接接长”那么简单,而是“要把大襟布衫改成西装”那样重新设计,合理编纂。多么生动的比喻!这个比喻,道出了第二阶段修志的性质,它是创造性的编写,要求编写人员对所承编的内容作整体思考,并根据区志编纂室所提思路,联系专业发展和部门特点,深入消化,然后修改统稿。这样编写出来的东西就可能会有时代的新意。再说,第一稿完成后已时隔多日,情况在发展变化,编写者的认识也在不断与时俱进,经过冷处理,只要不是敷衍,肯定会看出一些欠缺之处和需要提炼的地方,并在最后定稿时加以修正补充的。

                      严谨些,再严谨些

多数志书编撰者希望自己编写的志稿经得起审查检验,但往往因为时间紧迫,工作繁忙,初稿完成后来不及仔细核查,匆匆交卷。致使史实有误,数据矛盾,校对粗糙,“硬伤”累累。而且一次再一次地犯这个毛病,屡犯难改。由于地方志在一定程度上要有权威性,要求志书的差错减少到最小最小。专家们也在不断呼吁“要冷处理,冷处理!”编志的同行们只有抱着“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来对待修志,在严谨上下工夫,才有可能为志书质量提供保证。

                    以民为本,还是以官为本

看过一些单位的大事记,几乎多是领导人的起居注。要是我们地方志大事记也都记一些各级领导人的起居行动接待迎送的事,那还算什么“大事记”呢?!某些领导人也蛮在乎媒体或文件上自己的形象或大名摆在什么位置上。由此联想起一些事来:

环卫工人冒酷暑清洁市容,领导人去慰问,一家报纸就登出了“某某领导慰问环卫工人”为题的新闻。环卫工人冒酷暑劳动不是新闻,而领导人去慰问却成了新闻,并且将报导主体转移到领导身上了。

有的媒体报导中凡是本地领导人的讲话,不管讲什么,都冠以“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只差没将领导人在讲话过程中的咳嗽,说成“重要咳嗽”了。

本来就是领导人本职份内的工作,在媒体发表时常说成“某某领导‘亲自’怎么样怎么样”,也只差没有说“领导‘亲自’上厕所”、“领导‘亲自’生儿子”了。

只要一当上“官”,就立刻“英明”“重要”起来;谁的官大一级,就“一定”比下级“高明”和“重要”一些。这是中国的“痼疾”。

细细体味中央强调的“以民为本”、“转变政府职能”等等从“以人为本”理念出发的深意,对我们编写地方志时把握时代特色是很有帮助的。

在编修地方志时,思想上确实要根据宪法和党章,摆正“官”和“民”的位置。莫把主仆的关系颠倒了。

                   光有“抢救意识”还不够

“文化大革命”大革了文化的命,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被破坏殆尽。30年来大家在从各个方面抢救着中华文化。不过我想,光着眼于“抢救”是不够的。所谓“抢救”,是被形势所迫被动的举措。我们应该要从发扬中华文化这个题义上来看待“文化抢救”的深意。中华文化是要从继承优秀传统并吸收世界优秀文化中来发扬光大。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从被动中来体现主动,工作的意义就深得多了。

                   朱元璋看了会不会打我的屁股

在省市区档案馆看到过一些民国时期的政府公文档案,一连串的“等因奉此”,看得头都大了。原来官场的公文程式是这样的繁琐无聊,废话连篇!但不繁琐无聊废话连篇又能怎样?官场上讲究秉承上级旨意,只有“奉此”,才能过关。清宫档案中一些官员向皇帝上奏的奏稿,何尝不是如此。开头总是洋洋洒洒一大套歌功颂德的帽子,好话尽说,马屁尽拍,亏他皇帝老子有如此耐心看那些文字。

可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不是这样。有一次,朱元璋叫人诵读了大臣茹太素条陈时务的奏文。文章有一万多字,他听了半天还听不到“中听的正题”,便大光其火,将茹太素叫来,当堂拖下去打了屁股。等第二天晚上,在宫中再叫人念那篇奏文,发现其中的确讲出点道理,有些好的建议。于是说:太素的奏文只用五百多字就可以说明白,文章前面却写了那么多废话!昨天不是白挨打了吗?于是下令叫有关部门拟订了今后奏文不准写废话、套话的文件下发。为了讲废话而挨打的大臣,历史上可能仅此一位。(事见《明史·茹太素传》)

我们写好文章,不妨想想:我的文章中废话、套话多不多,朱元璋看了会不会打我的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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